第8章 你不要被张廷玉骗了（1/2）

想到这里，康熙开口道：“如今只有从日本进铜这一个渠道。此前日本国王上表，抱怨我大清每年进铜太多，导致日本铜荒，供不应求。日本国小，不足以持续支撑大清用铜。朕有意解除晋商购铜专权，鼓励商人出海，从海外各洲进口铜料，以资国用。你们以为如何？”

张廷玉进言道：“铜料特许晋商专卖，不只因为晋商出价低，还有便于控制的考量。如果放开禁令，许商人随意采买，朝廷就无法把握国内铜料的总量。如果铜料输入过多，恐又有银贵钱贱之忧。”

张廷玉感觉今天康熙的口风，隐隐透露着重商的意思，太子也在这里，当着两代君王的面，他作为儒臣，不能不谏。

因此张廷玉借机说道：“臣听闻晋商之前，以宁波商人购铜最多。往来海外，卖出瓷器茶叶，购回铜料，来去之间，就有十倍的利润。”

“太史公有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务农之利，事倍功半。经商之利，事半功倍。如果有十倍之利，朝廷不加以管制。臣恐沿海百姓纷纷出海贩铜。”

“司马光亦言：农者，天下之大本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朝历代，重农抑商均为国策，如果百姓弃农经商，舍本逐末，臣恐社稷有失。”

张廷玉的发言代表了非常经典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思想。

重农抑商、重农抑商，说了几千年，在中国古代似乎变成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古代一直有重农抑商的思想，但若追溯这个思想的源头，就会发现，和一般人的认知不一样，这个思想的首要提倡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只是提倡重农。

重农和抑商其实是两个政策，不是一个固定组合。最先将重农和抑商联系起来，并付诸实践的，是商鞅。

商鞅的“农战”思想认为，全民皆兵，农民是战争的基础。国家人口有限，多一个商人，就少一个农民。和农民相比，商人既不能提供粮食，也不能提供兵源。因此，想要重农，就必须抑商。农、商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由于汉以后一直奉行外儒内法的统治之道，所以重农抑商的思想被内化为统治策略，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末期。再加上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官不与民争利。儒法结合，就形成一种政治上贬低商人，经济上放纵商人的拧巴状态。

康熙对此深恶痛绝，如果坚持抑商政策，怎么推广重商主义，怎么扩大市场，怎么刺激生产，怎么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技术？！

想到这里，康熙开口道：“司马光是说过农为天下之大本。但《尚书》也说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士农工商皆为民，为何独独以农为本？那你这个士是不是天下之本？工商是不是天下之本？士农工商皆为王民，皆为国本，当一体视之。

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孟子说，商业通功易事。王阳明也说过：四民异业而同道。

这么多圣人之言，难道不及史家之言？

衡臣，你为百官之首，这重农抑商之说，休要再言。＂

张廷玉急了，这是断章取义，是离经叛道，是异端邪说，有违祖宗之法！他很想这样驳斥，但可惜说这话的人是皇帝。他开始搜肠刮肚，想着如何用最委婉的言辞表达自己最坚定的反对态度。

没等张廷玉想好，太子先开口了：“皇阿玛，儿臣以为，张中堂所言重农抑商，也决非一家之言。自古民以食为天，若不重农抑商，商人日增而农民日渐，粮食不足，何以养民？”

重农抑商政策提出的背景，是战国时全民皆兵，人力宝贵。可现在过了几千年，客观条件早已变化。清朝明明已经人口过剩，仍然坚持重农抑商，担忧商业发展会威胁农业生产，属实是抛开事实讲价值，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只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

康熙不想和张廷玉这个儒生继续讨论价值，儒家发展到明末，本来就已经发展分化出一批有重商倾向的分支。还是等到以后，自己搭个擂台，让他们儒家各流派上去打，自己人反对自己人去吧。

对于太子这边，还是要进行一下思想解放的。于是康熙道：“今天就先议到这里吧，太子你留下。”

张廷玉继续默念“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官箴，告诉自己一定要忍住，不可急于一时，以后有机会再进言。当下带着施世纶一起行礼离开。

只剩下太子了，康熙开始忽悠了：“胤礽，他们是臣，你是君，君有君道，臣有臣职。作为君主，你万不能被这些大臣牵着走。”

“你刚才说‘恐粮食不足，何以养民？’”康熙指着摆在养心殿内的地球仪道：“那日大朝会你也在，朕所言天地之广大，物产之丰饶，你难道没听到？”

“就说粮食，去年广东那边就从暹罗国买了三百万银子的白米，此事你可知晓？”

太子摇头。

康熙叹道：“所以说，为君者，必须胸怀天下，不可拘泥于一域一时一人。这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