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明斯克的口袋（3/5）

代军人的悲哀和无奈。但在1957年，斯大林死亡的4年后，赫鲁晓夫把巴甫洛夫与其他被处军官被平反，并恢复名誉。

西方面军的惨败和明斯克的陷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斯大林和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头上。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料。苏联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非常措施”，来挽救危局。

1941年6月30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八天，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联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通过决议，宣布成立一个最高国家领导机构——国家防卫委员会（简称gko）。

这个gko，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苏联党、政、军的一切最高权力。它有权向所有国家机关、党组织、军事部门、工会组织乃至全体公民下达具有绝对约束力的命令和指示。它的所有决议，都等同于战时法律，必须无条件执行。

国家防卫委员会的主席，自然非斯大林莫属。委员会的其他初始成员，也都是当时苏联最高层的核心人物，包括：莫洛托夫（副主席，负责外交和政府事务）、伏罗希洛夫（负责军事工业和后备力量）、马林科夫（负责党务和干部）、以及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负责国家安全和肃反）。后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所调整和增加，像沃兹涅先斯基（负责计划经济）、米高扬（负责贸易和后勤供应）、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运输）等人也先后加入。而像朱可夫这样的重要军事将领，虽然不是gko的正式成员，但也经常列席会议，参与最高军事决策的制定。

gko的成立，标志着苏联的权力结构，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的“集体领导”向战时“个人高度集权专政”的彻底转变。斯大林通过gko这个机构，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成为了整个苏联战时体制的绝对核心和最高主宰。

在讨论成立gko的会议上，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军事形势和斯大林本人在战争初期一度出现的“消沉”状态，党内高层（比如莫洛托夫自己或者其他人）可能也曾有过一些其他的想法或建议，比如是不是可以暂时让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来主持大局，或者成立一个更具“集体领导”色彩的战时委员会。但这些想法，都被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或挑战他的最高权力，尤其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他更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后，斯大林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沉默太久了。

自6月22日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长达十一天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种“沉默”，一度在社会上引发混乱和不安。在7月3日，沉默终于被打破。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他亲自撰写并审定的战时第一次全国讲话。

那一天，苏联千百万收音机前的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个习惯以“同志们”自称的统帅，突然换了一个开场白——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陆海军的战士们！”

这种称呼，在苏联宣传中是极不寻常的。它不仅突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语言范式，更触动了普通百姓最本能的民族情感。“兄弟姐妹们”，那是一种家庭式的召唤，是当故土面临灭顶之灾时的血脉唤醒。

在这篇讲话中，斯大林首次正式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呼吁全民团结，进行全面抵抗与焦土政策，并鼓励在被占区组织游击战。他承认苏联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强调“我们必须保卫每一寸苏联的土地，不惜一切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和诉求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次讲话不仅有对希特勒与纳粹的猛烈谴责，也夹杂着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色彩，它不再局限于抽象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诉诸于“保卫祖国”“扞卫人民”“反抗外辱”的本能情感。这一宣传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让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都找到了共同战斗的理由。

因为此刻，“共产主义”或许还不足以让人赴死，但“家国”可以。

从组织上看，gko的强权集中为战争体制提供了钢铁般的执行力；而从精神动员上看，7月3日的讲话则为全社会注入了灵魂。这套政治—宣传的双重机制，是苏联能够在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逐步组织起反攻力量的根本保障。

就在苏联西方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苏联在外交和战略态势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险恶。那些在战前与苏联有过节、或者对苏联领土抱有野心的邻国们，一看“红色巨人”似乎要不行了，也纷纷跳了出来，想趁火打劫，捞取好处。

苏芬战争的耻辱，芬兰人可一天都没忘记。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传来时，芬兰政府虽然一开始在外交上还比较谨慎，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他们早就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允许德国军队利用芬兰北部的领土作为进攻苏联摩尔曼斯克方向的基地。

1941年6月25日，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