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印度诸王朝的佛教（4/5）

天竺旁遮普之地，此后在印度即称贵霜王朝，然我国仍称之为大月氏。

[12]胁尊者，为一切有部的论师，因精进修行，未曾胁卧，故名之。胁尊者欲挽救中天竺佛教的没落，入中天竺华氏城与马鸣对论，并折服之，马鸣即入尊者门下，受具足戒。其后胁尊者归北天竺，马鸣留住中天竺宣扬佛教。后迦腻色迦王攻伐华氏城，请马鸣归国弘化。

[13]马鸣，中印度舍卫国人，出身婆罗门家族。初习外道之法，智辩无碍，僧侣备受攻击，致中天竺佛教不振，后与胁尊者对论，深有所感而皈依佛门。马鸣才气纵横，博学三藏，明达内外典，为古典期梵语文学的先驱，开优美文体文学的先河，在梵文学史上留下不朽的盛名。他将佛陀的一生，以梵语写成叙事诗《佛所行赞》，又以难陀的故事为经纬，衬托以美诗，写成《孙陀罗难陀诗》，均为洋溢佛教信仰的代表作。

[14]如以犍陀罗为中心的“犍陀罗美术”，即是与大乘佛教相应而兴起的佛教艺术，流行于公元1—5世纪期间，在迦腻色迦王时期最盛。其特色乃以佛教文化为题材，融和希腊雕塑艺术而成，因此佛塔、僧院随之兴起。其中，有佛、菩萨像及“本生谭”等造型雕刻，诚为融和情智的大乘思想的明证。随着佛教东传，此期佛教艺术影响广及中亚、中国、日本及南洋等处。

[15]胁尊者的学风，直取精要，与有部学者大异其趣，他曾评方广经为：“此中般若，说名方广，专用大故。”可见他已接受由南印度传至北印度的般若思想。世友本是有部学者，著有《异部宗轮论》等书，玄奘大师《西域记》卷三记载：“我顾无学，其犹洟唾，志求佛果，不驱小径。”此即大乘思想的明证。马鸣菩萨的著作甚多，属于大乘思想的有《大乘起信论》等。又因亲近胁尊者，自然受到大乘思想的影响。

[16]戒日王皈依佛教后，即致力宣扬弘布，建立精舍及数千佛塔，储备饮食医药，施诸贫困。每年一度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四事供养。又每五年举行无遮大会，玄奘大师旅印归国前，王于曲女城作大法会，五印度十八国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罗门等七千余人到会，此即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辩论大会。玄奘大师受请为论主，称扬大乘，提出论文“真唯识量”颂，悬之于会场门外，经十八日，竟无人发难论之。戒日王益增崇敬，十八国王并于会后皈依为弟子。会后，玄奘大师决意辞归，戒日王坚留不成，遂再邀集十八国王于首都钵罗那迦城，开七十五日的无遮（布施）大会，为师隆重饯行。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师正式辞王东归。

[17]那烂陀寺是公元5世纪初笈多王朝的幻日王为纪念征服白匈奴所建，乃当时佛教最高学府。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所载，该寺为7世纪时印度第一大寺，僧徒常达万人，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该寺初以唯识学派为主，其后演变为密教的一大中心。大乘著名的论师，如护法、德慧、护月、坚慧、光友、胜友、智月、戒贤、智光等人都曾先后在此讲学，或担任该寺住持。此外，远自我国及东南亚诸国而来的留学僧亦不少，如我国的玄奘、义净及新罗的慧业等诸法师皆曾来此参学。

[18]戒贤，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至那烂陀寺遇护法菩萨，感悟出家。年方三十，即论退南印度一大外道，获王嘉赏。师长期主持那烂陀寺，弘传唯识教义，玄奘师事之，且传习其法。

[19]玄奘大师于唐贞观三年（629年）西行，贞观十九年（645年）离开印度，返回中国，义净大师则于公元671年左右到达印度，其间相差约三十年。义净大师幼年出家，因仰慕法显、玄奘大师的西游，于唐咸亨二年（671年）经由广州，取道海路至印度，一一巡礼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后，往那烂陀寺勤学十年。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其后参与译经工作，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

[20]超戒寺，又称“超行寺”、“超岩寺”。全寺共有107座殿堂与6座学舍，中心为观音大殿，周围有53座大小殿，供奉密教诸神像。学僧往来频繁，与那烂陀寺等，共为密教的中心。著名的密教大师阿底峡自小于此受戒、学习，后任住持。1203年，该寺被毁坏。

[21]密教的演化过程，从咒语诵念、礼拜诸神的“杂密”开始，演化到具有大乘空性慧、慈悲方便等哲理性的“纯密”阶段，最后又进展到与印度教的性力派（此教派以男性生殖器与女性生殖器象征宇宙最高实体的“梵”，乃湿婆神与其配偶神孕化万物之力，欲寻求解脱，则须崇拜之）结合。印度佛教至此堕落于大乐思想中。8世纪后，瑜伽、中观渐失去创造力，而多流于注释、训诂、论议，因此大乘佛教重蹈阿毗达磨的覆辙。多数学者为兼通中观、瑜伽两派，同时又为密教师，可见印度大乘佛教至此，受到密教的影响极深。

[22]西藏原与印度接触频繁，常至印请僧入藏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