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5/8）

）入长安，弘传禅术之学，后与慧观等四十余人离长安南游，受庐山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另在建康道场寺译出《六十华严》、《大方等如来藏经》，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

[17]僧伽提婆，北印度罽宾国人，为有部毗昙学大家。前秦建元年中（365—384）远来长安。与竺佛念共译《阿毗昙八犍度论》二十卷，与法和等共译出《阿毗昙心论》，并改定昙摩难提曾译出的《中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等。未久，应慧远之请，至庐山，再译《阿毗昙心论》四卷及《三法度论》二卷。

[18]《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论述沙门不须礼敬君王的理由。该书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的本质，是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

[19]道生（355—434），即竺道生，礼竺法汰出家。十五岁即登讲座，虽宿学名士，莫能抗敌。后入庐山幽栖七年，师事慧远，博研经论。复至长安受鸠摩罗什之教，时称罗什门下四杰之一。后又南返建业，弘扬涅槃学，主张“阐提成佛”说。

[20]昙无谶所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又作《北本大涅槃经》。系宣说如来常住、众生悉有佛性、阐提成佛等教义。道生初以法显的六卷《大般泥洹经》为蓝本，阐扬佛性思想，唯此经虽主张众生皆可成佛，而一阐提“无佛性”，道生反对此说，提出“一阐提皆可成佛”论，而遭到佛教界的责难，直至北本《大般涅槃经》南传，证明其所说无误，众皆叹服其“孤明先发”的远见。

[21]慧观，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入关中，曾从罗什受学。师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有谓：“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后至庐山，深服慧远的高风。南北朝时，与慧严、谢灵运等人参与《南本涅槃经》的译作，又制《涅槃经序》。

[22]法显（约337—约422），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前后凡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许多梵本佛经。后至锡兰（今斯里兰卡）二年，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年）归国。而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师又将各国所见闻的风俗、地理、宗教等，撰着成《佛国记》，为后世研究中亚与印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师在佛教史上不唯地位崇高，在留学史上的贡献亦颇卓著。

[23]根据唐朝法琳的《辩正论》卷三所载，东晋及南北朝的寺数及僧尼数如下：（一）东晋：寺院一千七百余座，僧尼二万四千人。（二）南朝：宋，寺院约二千座，僧尼三万六千人。齐，寺院二千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余人。梁，寺院二千八百余座，僧尼约八万三千人。陈，寺院一千二百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人。（三）北朝：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贵族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座，百姓造寺三万余座，总度僧尼二百万人。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寺院僧尼急遽增加的情形。

[24]道生提倡涅槃佛性学，风行于南朝，“如来常住”、“真实不空”的佛性说，是属“真常妙有”系。另有成实、三论、法华学派的性空学者，大多兼治涅槃，是为“真空妙有”系。在北朝则以楞伽唯心为主的禅宗较为盛行，地论学派亦以真常唯心为本，阐述“三界唯心”，故属真常唯心系。综观南北朝佛教，南朝以真常妙有为主，北朝则以真常唯心为主。

[25]道猷为道生的弟子，法瑗为慧观的弟子。刘宋文帝欲解道生所主张的顿悟义，于是邀请二师入宫宣讲，受到文帝崇仰。武帝即位后，亦延二师入殿说法。

[26]慧琳为道渊的弟子，学通内外典，与谢灵运及庐陵王刘义真交往密切。宋文帝时，庐陵王荐之于文帝，时与议论国家政事，故有“黑衣宰相”之称。

[27]求那跋陀罗（394—468），中印度人。刘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文帝遣使迎入建康祇洹寺，从事译经工作。译有《胜鬘经》、《楞伽经》、《杂阿含经》、《大法鼓经》、《小无量寿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共计五十二部一三四卷。又师广演大乘教法，世称“摩诃衍”。

[28]文宣王萧子良是齐武帝的次子。奉佛虔诚，自号“净住子”，所尊崇的高僧有：玄畅、僧柔、法度、僧祐、宝志等多人，故《南齐书》卷四十云：“招致名僧，讲说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事，为江左所未有。”

[29]梁武帝以前，僧侣尚无素食的规定，武帝决心改制素食，连续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又请当代高僧名流论辩，赞成素食者占大多数，由此打开中国僧侣茹素的制度。

[30]是梁武帝为超荐皇后郗氏所制的慈悲道场忏法。依据《释氏稽古略》卷二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