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7/8）

《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同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46]宝唱，梁代僧。少投僧祐出家，所撰《名僧传》三十卷，乃集录东汉至齐、梁间高僧硕德四百二十五人的事迹，唯今已散佚。《比丘尼传》凡四卷，收集东晋穆帝升平之初至梁天监十一年（公元511年）为止之一百余年间，尼僧六十五人的传记。

[47]慧皎（497—554），梁代僧，所撰《高僧传》，世称《梁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朝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余年间，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传记，加上旁出附见者，实收五百人，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传，所创僧传体例为后世所依。

[48]法果受北魏太祖之诏，任道人统，统领僧众，对王朝诸般经营的参画亦有显著功勋。《魏书·释老志》第二十记载，师常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又谓：“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其言论直可认作北朝王者与沙门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北朝佛教国家性格的传统，此正与南朝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成一强烈对比。

[49]昙曜，北魏僧。北魏太武帝毁佛时，沙门多被迫还俗，师独坚固道心，持守其身。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诏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乃奏帝于州镇设僧祇户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所谓“僧祇户”是将某一郡的郡户规划为特定户，将所应纳于国库的税收纳入僧曹（管辖寺院之总机关），以备饥馑时供给寺院僧众或贷予贫民之用。“佛图户”，是将重罪犯人或官中的婢奴集中于寺院管理，从事寺院清扫或田地耕作等杂役，同时接受佛法的感化。僧祇户与佛图户构成北魏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福利事业的先河。

[50]昙曜应文成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为先祖追善荐福。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此五窟为今云冈的第十六洞至第二十洞，每一窟的佛像仿皇帝面容所造（是代表从道武帝至文成帝等五代帝王），此为大同云冈石窟的开端，亦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表现。此为政治与佛教结合的特色。尔后凿窟造像的工作继续到唐代，蜿蜒长达十二公里，是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重镇。

[51]佛陀先于菩提达摩到达魏境。据《续高僧传》卷十六《习禅篇初·佛陀传》记载，佛陀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至北魏后，孝文帝为他“别设禅林，凿石为龛”，国都南迁洛阳后，孝文帝“复设静院”，并“就少室山为之造寺”（此即名闻遐迩的嵩山少林寺），于是“四海习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佛陀后传慧光，然慧光以律学为主，故弘扬佛陀禅学者，则是再传弟子僧稠。佛陀曾赞叹僧稠是：“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又僧稠曾撰著《止观法》二卷，在北魏先后受到孝明、孝武帝的礼遇。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主张废除禅学以外的各种义学，为僧稠所阻止，更从师受菩萨戒。上述二例可见北朝帝室对禅学的重视，以及禅学流行之盛。

[52]达摩是南天竺人，“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定学高之”。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北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九载。神光慧可慕师之高风，乃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授心印，授慧可袈裟及《楞伽经》四卷。

[53]昙鸾（476—？）从菩提流支受得《往生论》，乃专修净土。后住汾州玄中寺，弘阐念佛法门，著有《往生论注》，乃结合世亲《往生论》及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的思想，而主张他力及易行的净土专书。另著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为唐代净土宗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54]慧光原依止佛陀出家学禅，并与勒那摩提钻研《地论》，为地论宗南道派初祖。后又专治律部，据《续高僧传·慧光传》载：“先是《四分》未广宣，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书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弘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故慧光“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可见慧光是道覆之后，道宣之前弘传《四分律》者，世称“光统律师”。

[55]北齐慧文禅师因读龙树菩萨《中论》及《大智度论》，而证悟“一心三观”的心要，后以心观传授慧思禅师。慧思将“禅”与“观”融和并重，实践一心三观，于读《法华经》时，悟入法华三昧。禅观行持也是天台宗主要修持法门。

[56]菩提流支，北天竺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初年至洛阳，帝礼之于永宁寺，专事译经。计师在华二十多年间共译《往生论》、《入楞伽经》、《十地经论》等经论三十多部一百多卷，为北朝译经最著的高僧。

[57]《十地经论》乃世亲为解释《华严经·十地品》所作，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译出。以此经为依据所形成的地论学派，系主张如来藏缘起义。其后慧光承勒那摩提之说，于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