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国佛教史（5/5）

等阐述天台山外派学说，与山家派代表四明知礼展开论辩，并撰述《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以四难否认《金光明玄义》广本的观心释，对抗山家派。然一般以知礼之说为天台正统，贬抑山外派。

[34]中国佛教的学术文献，自“三武一宗”法难之后，历代各宗派数千种珍贵论著几乎湮灭殆尽，加上清末太平天国之乱，经书荡然无存。杨仁山乃舍自宅设“金陵刻经处”，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帧，并创“祇洹精舍”、“佛学研究会”，亲自讲授佛学，成为民国初中兴佛教的关键人物。

[35]苏曼殊（1884—1918），性格率真，不从流俗，译著有：《梵文典》八卷、《梵书摩多体文》、《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诗集、散文及小说等数部。今有《苏曼殊全集》行世。

[36]八指头陀，名敬安，字寄禅。为太虚之师。时值辛亥革命，教界骚然，遂纠合江苏、浙江有志之士，于上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以期统一僧界，被推为会长。1912年春，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保护寺产。未久，与成立不久的北京政府发生冲突，愤极而客死法源寺，然亦因而获得国务院对总会章程的承认。

[37]晚清之际，中国近代文化思想面临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击，在此急遽的转型过程中，谭嗣同是极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秉持佛教慈悲济世情操，全力投入变法维新运动，所撰的《仁学》一书，对当代思想界造成莫大的震憾。《仁学》一书融通佛学、西学、国学、政治，目的在拯救中国，度化众生。

[38]即章炳麟，为中国近代史上佛学思想浓厚的国学大师，他主张革命排满，曾被清廷拘捕入狱，在狱中三年，潜心研究大乘佛典，提出“由佛学易天下”的救世主张，阐明佛学可以制恶见，清污俗，增强人民的道德观念。章太炎呼吁以华严宗“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的大无畏精神，和法相宗“一切有形的法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有真有”的无我精神，完成革命事业。

[39]梁启超有系统地研读佛典，并将研究所得撰文发表，计有“佛教之输入”、“千五百年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共计十八篇，全书名为《佛学研究十八篇》。

[40]太虚大师主张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僧团制度。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后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并在上海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为《海潮音》月刊。1924年，在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次年，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为“民国佛教界之盟主”。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弘化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1943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为提倡僧教育，培植僧材，设立武昌佛学院（1922年）、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1931年，重庆北碚缙云寺）。其次，创办《海潮音》、《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以弘扬佛法，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以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的研究，促使佛教世界化。

[41]孙张清扬女士一生护法卫僧，不遗余力：协助太虚大师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出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开设佛经流通处、佛教书局；协助东初法师影印大藏经，促进台湾佛教的复兴；晚年又将自宅赠予佛光山寺，作为弘法教育资财，她对早期正信佛法的推动，具有莫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