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日本佛教史（2/7）

，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基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25]，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26]，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

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反之，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27]，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七、明治维新孝明天皇庆应三年（1867年），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年）颁布“神佛分离令”[28]，以神道教为国教，又以种种理由，迫令僧侣沿用俗姓，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形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更是蓬勃发展，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中以日莲系分化出来的最多，如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发展极为迅速。

附篇日本佛教概论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由中国经百济传日本[29]，初期的弘扬以圣德太子（574—622）为最大功臣，他定佛教为国教，并在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规定全民“笃敬三宝”，说明佛教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础。此后，日本留学僧陆续至中国求法，将中国佛教的思想传承、宗派教说、修行方法等引进本，逐渐演变成日本特有的宗派佛教思想。今就日本几个重要宗派一一简介如下：

一、南都六宗奈良时代（645—794），佛教主要的宗派有六家，即：三论、法相、成实、俱舍、律宗及华严。

三论宗初祖为高句丽僧慧灌，于元兴寺大弘三论（625年），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其后智藏曾投中国嘉祥门下，道慈亦入中土兼学六宗，分别为二祖、三祖。

其后，法相宗取代三论宗的盛世，人才辈出，与后来的天台、真言宗，鼎足而立。俱舍宗多依于法相宗，初传在公元653年元兴寺僧道昭入唐，跟随玄奘大师习法相教义，回国后，广弘法相宗义。二传是在公元658年由智通、智达传入，至玄防入唐回日本后，法相宗盛行，学僧辈出，以兴福寺、元兴寺为根本道场。

华严宗发轫于公元736年，唐代道璇携华严章疏至日本，圣武天皇极推崇华严[30]。之后，此宗一度衰落。镰仓时代，高辨与凝然为复兴华严的两位巨匠。高辨融和华严与密宗的教学，被尊为严密之祖。凝然精通各宗教义，尤为华严集大成者，宇多天皇曾从师受菩萨戒，赐封为国师，可谓华严中兴之祖。德川时代的凤潭以天台解释华严，识见雄大，为华严宗开创新局。

律宗初传于公元588年，僧尼善信等至百济受戒，回国后，驻锡樱井寺。天武天皇时，道光奉敕入唐学律，至唐代道叡携律本赴日，讲《行事抄》，戒律思想始为流布，是为第二传。唐代鉴真大师自华东渡[31]，传授菩萨戒与三坛大戒，以唐招提寺为本寺，始为日本佛教戒法的确立。律宗曾一度衰微，镰仓时代，俊芿以京都为中心，提倡北京律[32]，颇受敬重。

二、天台宗最澄为日本天台宗始祖，曾从中国天台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满受法，返日后，于比叡山融和禅、密、戒、圆，开创四宗融合的总合佛教——日本天台宗（806年）[33]。最澄弟子圆仁亦赴唐学天台与密法，至其弟子安然集大成，此时日本天台宗已极度密教化，称为“台密”[34]。台密系统传至后世，总计有十三流派，对日本佛教影响颇大。

三、真言宗真言宗以空海为开祖，因特重念诵真言得名。空海入唐（公元805年），从惠果学密，返日后，不久受赐高野山，乃建金刚峰寺及京都东寺为此宗根本道场，后人称其所传密教为“东密”。9世纪时，真言宗开始分裂成派，至室町时代已分枝成七十余派。

四、禅宗奈良时期禅风已自大唐传入日本，先后成立临济、曹洞、黄檗三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