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古初期的朝鲜和日本（3/6）

权，削弱旧贵族势力,并移植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为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继续专权,社会矛盾愈加暴露。645年(大化元年)的诏书描述7世纪前期情况，说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已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之地。进调赋时,其臣连伴造等,先自收敛,然后分进。修治宫殿,筑造园陵，各率己民，随事而作。”苏我氏的专权不但不能抑制私有化的扩大，反而使贵族豪强之间的争夺日甚一日。战争频繁,奴役加重,农民破产。为旧贵族把持的政权以及这个政权维护的经济、政治制度,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大化改新 苏我氏专政下的社会混乱，说明旧贵族私有部民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皇室和新兴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要求进行改革。日本内部人民的不满，圣德太子恢复任那企图的挫败以及中国唐朝强大封建政权的出现，都对皇室和新兴贵族的决策发生很大影响。他们力主抑制旧贵族,废除私有部民制，建立集权的统一国家。这一斗争集中表现为大化改新运动。

大化改新发端于宫廷政变。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谦足 等，在宫中刺杀苏我入鹿，其父虾夷自杀，皇室夺取了长期控制在大贵族手里的政权。中大兄皇子拥立孝德天皇，自己以太子身份摄政。中臣谦足任内臣，曾长期在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旻任国博士,供天皇咨询。天皇大会群臣,宣誓“天复地载,帝道唯一”,仿中国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这一年在皇室领地上造户籍，检定田亩，禁买卖土地。准备完成后，646年元旦颁布“改新”诏书，按照隋唐封建集权国家的形式，作了以下的改革:一、土地、人民收归国有。废止皇室和豪族的屯仓、田庄等，部民也全部归国家，成为公地、公民。官吏从国家得到食封，以封户租赋的一部分作为俸禄。二、施行班田收授法。政府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段 ，女子为其三分之二,私奴婢给良民的三分之一,死后归公。受田人民须担负租庸调。租每段稻二束二把;庸每人每年十日，可以庸布代替;调按地方土产征收，一般交纳绢或布，每户一丈二尺。三、确立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在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 ,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废除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官制和冠位制。兵制方面，京师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废除大伴、物部等阀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

大化改新后，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氏族和奴隶主的统治最后崩溃，部民变为班田农民。班田法与租庸调制的实施，虽然只是剥削制度的改变，但是新的制度抑制土地兼并,解除豪族对部民的奴役，固定农民的租税和徭役负担，并承认农民宅地、园地的私有权和山林池沼的使用权。因此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独立性，有可能发展生产。大化改新又建立起为新生产关系开辟道路的政治上层建筑。日本社会从此开始过渡到封建制社会。

奈良时期的经济与政治旧贵族对大化改新进行了顽强的反抗。664年,部民制一度恢复,到675年才完全废止。682年,又曾恢复授官的氏姓限制。但是封建制度已在形成，旧势力终不能阻止改革的推进。701年(大宝元年),修成《大宝律令》，改新以来的变革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大化改新才最后完成。

710年,日本奠都平城京(奈良),奈良时期(710-794年)自此开始。班田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由中国传入的先进农业技术到处流行。镯 、犁、水力转动的碾、硙、脚踏和牛挽的水车都已普遍使用。水稻也由播种改为插秧，提高了产量。从调庸的实物中可以看出，农村家庭手工业已能生产各种丝织物、草席、陶器、木器、器、铁器等。畿内地区少数身份未改变的品部、杂户则生产锦、绫、纸张、皮革、武器、甲胄等技术较高的手工业品。平城京设东西市，地方也有市集。交易媒介以稻米、布帛等实物为主。708年虽开始铸造银钱和铜钱，但商品货币关系尚不发达。政府鼓励用钱,但流通不广。

在奈良时期的社会各阶层中，班田农民是主要生产者。他们的法律身份是公民,但受皇室、贵族、官吏的剥削和奴役,实际处于农奴地位。每户的口分田只能生产全年需要粮食的五分之三。租虽只相当于收获量的3%,但庸役往往延长,远远超过十天,地方临时杂役可以长到六十日,还有名为“出举” 的高利贷剥削，极为苛重。这样,农民不得不佃租公田、职田,或投靠权门寺社,租种垦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不少农民地少税重,被迫逃亡。政府以户籍、记账之法稽核农民，实施五保制度，并不断颁发严防离开土地的禁令。农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奈良时期也存在着奴隶和贱民。皇室、贵族,寺院和神社拥有官私奴隶。官奴数量不多，一般从事于官田耕作和杂役。私奴多作家内仆役，但也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奈良时期奴隶的数目较前还有所增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