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十五世纪前的捷克和波兰（2/6）

的收入。铁的产量也因使用水力鼓风炉和机械锤而大为提高。镰刀、斧头、铁犁等生产工具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制造。武器制造业也渐渐发达。从14世纪后期起,捷克开始制造火器，枪炮销售国外。到14世纪末，捷克大约已有一百个城市，布拉格市集驰名全欧。手工业门类约达二百个，在呢绒业中已经出现了剥削雇工的大作坊。维什格来得、布尔诺、奥洛摩茨、库特纳山等城市也具有重要经济意义。捷克商人和俄罗斯、立陶宛、意大利、尼德兰等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影响农村经济,它加速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增长。14世纪时，捷克也对外输出农产品。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王权的加强。捷克国王每年从矿业及其他方面获得大量收入，在欧洲最称富有,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卢森堡王朝查理一世(1346-1378年)于1347年当选为德意志皇帝，登上西欧封建金字塔的顶巅。他在捷克继续推行鼓励商业和发展城市的政策,保护布拉格的城市特权和国内市集，豁免手工业者一部分赋税。

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影响之下，货币地租开始流行，到15世纪中叶在全国占据优势。货币地租的社会经济后果在捷克同样出现。封建主推行所谓“购入法”,要求农民一次交纳大笔现金,换得保有土地的继承权利。但实际上农民土地的继承权很少得到保证。农民的处境日益困苦,急剧分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使大批骑士入不敷出,被迫出卖自己的领地。在城市中,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由德国移民构成的城市贵族,操纵着经济命脉,把持着城市管理权。捷克的市民阶级受到压迫与排挤。帮工、学徒、破产的小行东以及其他下层居民，身受德国城市贵族和捷克中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极端贫困。城市贫民既反对城市贵族,又反对中产阶级。

因此14世纪捷克的社会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在这个斗争中，教俗封建主和城市贵族站在一起;小贵族和城市中等阶层虽都要求限制他们的财富和特权，但是又害怕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痛恨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德国和捷克大贵族,这种仇恨含有阶级和民族仇恨的双重意义。

人民的仇恨首先指向教会，因为教会是最大的封建主和剥削者，教士的上层几乎完全是德国人。教会征收沉重的什一税。由于查理一世奉行与教皇联盟的政策,教皇便通过教会大肆搜刮,把捷克当作教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借以弥补他因百年战争在英法两国遭到的税收损失。因此，从14世纪后期起，捷克人民就掀起了反对教会的斗争。

反教会斗争和约翰·胡司在反教会的运动中，出现了由捷克教士组成的革新派,他们用捷克语讲道,揭露教会的罪恶。到15世纪初，运动的规模愈来愈大。领导这一运动的是捷克卓越的改革家和爱国者布拉格大学教授兼伯利恒教堂的传教士约翰·胡司(1369-1415年)。约翰·胡司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庭，他的宗教观点曾受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影响，但比威克里夫更进一步。胡司认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没收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当胡司传教初期，曾得到宫廷的保护。1409年,胡司和其他捷克教师收回管理布拉格大学的权利，德国人退出了大学。胡司任大学校长后，继续领导反教会运动。他在伯利恒教堂的宣教中，指责德国的高级教士,说在上帝的眼里,一个有道德的穷苦农民和老妇人，比一个富而有罪的主教高得多。他也揭露城市的德国贵族的罪恶，因此又得到捷克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支持。胡司声誉的提高引起德国贵族的仇恨。1412年，教皇派人到捷克兜售赎罪券,胡司公开抨击，主张改革教会，否认教皇有最高权力。胡司被迫离开布拉格,转入南部农村。他在农村传教时，斥责农奴剥削制度,反对贵族在法庭上欺压和侮辱农民,因此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爱。胡司用本地方言作祈祷,把圣经译成捷克文,并撰写许多批评教会的论文。他的主张和活动集中地反映了捷克广大阶层的爱国民族情绪和下层人民反封建压迫的要求。

胡司在农村的活动加深了德国教士和贵族以及罗马教廷对他的仇视。1414年，胡司被召参加在康斯坦次举行的宗教会议。在此以前，胡司已被教皇开除教籍，但他仍然来到康斯坦次，用他自己的话说，目的“是为了要在那里公开证明真理的伟大”。会议拒绝听取他的申诉,并加以逮捕。1415年7月6日,胡司在康斯坦次的广场上以异端罪名被处火刑。皇帝西吉斯孟德(1410-1437年)在胡司赴会时，曾许诺保证安全,这时却坐视不救。

胡司战争胡司的殉道激起捷克人民极大的愤慨。1415年9月，布拉格举行多次集会,抗议教皇和皇帝的背信弃义。布拉格的市民开始驱逐德国教士,并不顾康斯坦次会议的禁令,实行俗人用酒杯领圣餐的宗教仪式。1417年起，农民零散的暴动比以前更为频繁,乡村教士号召拒纳教会地租和什一税,出现了消灭一切领主的口号。到1419年7月，以胡司党人为领导,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