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6/8）

教会的许多财产，高级教士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权力削弱了。低级贵族本已沦落，此后更日益丧失其独立的政治地位，甘为世俗诸侯的附庸。市民阶级的改革要求因农民战争失败也受了挫折，力量很人不能恢复。但城市贵族在战争结束后却重新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唯一从农民战争获得好处的是诸侯。他们夺取了教会的财产，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过去与他们竞争的教士、中小贵族,现在都削弱了，城市市民阶级软弱如故;因此诸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权势就大为增强。

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但是遭到了失败。这次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德国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两项任务如果完成,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两项任务都没有实现。“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路德派新教的确立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使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受到了影响。1525年以后，天主教集团力图恢复教会过去在德国的地位和财产。有些诸侯害怕农民起义，看到宗教改革与农民起义有关，因而坚持旧的信仰。但是在农民战争期间已经乘机夺取教会财产的诸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却保持路德的新教。他们在领地内建立新教教会,自己成为教会的首脑。这样,路德的新教教会便成了诸侯加强其统治权力的工具。1529年，帝国议会在斯白伊尔召开，会上天主教诸侯占优势,重申1521年沃姆斯帝国议会关于反对异端的禁令，并禁止夺取教会财产。路德教诸侯对这个决议提出抗议,因而被称为“抗议者”。

1531年,德国的新教诸侯组成反对皇帝和天主教诸侯的“士马尔卡登同盟”。查理五世因忙于对法战争，一直到1546年才率兵回到德国。1547年，查理战胜新教诸侯。但是皇权的增长却引起广泛的不安，各地诸侯组成反对皇帝的同盟,连教皇也给予支持。1552年查理战败，经过长期谈判,终于1555年缔结了确认新教胜利的“奥格斯堡和约”。和约根据“教随国定”的原则，承认诸侯享有决定其臣民宗教信仰的权力。路德教的合法地位在和约里得到承认，但是路德教以外的其他新教如再浸礼派和卡尔文派,却不在容忍之列。奥格斯堡和约还规定凡在1552年以前为新教诸侯所占有的教产，由其继续占有。但是根据皇帝的敕令,主教、僧正改信新教时,须放弃其原来的教职和收入。

德国北部、中部的许多诸侯都改信了路德教。16世纪30年代,路德教传入北欧诸国，挪威、丹麦和瑞典相继改奉路德教。这些国家的路德派得到正在发展中的王权的保护，所以宗教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在英国、法国、波兰、匈牙利等国，也有一部分路德派信徒。路德教的广泛传播，说明欧洲的民族国家日益摆脱了教皇的权力。

闵斯特公社1534-1535年闵斯特城再浸礼派的城市贫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的余波。起义者驱逐主教,夺取城市政权,成立了新的市政机构，以哈勒姆的面包匠约翰·马笃斯和来登的裁缝约翰为领导。闵斯特城市议会严格禁止高利贷和投机活动,没收所有金银以应公共需要，把储存的粮食平均分配给居民。当主教和邻近诸侯联合围攻闵斯特时，约翰等人领导全城坚持防御战达十六个月之久(自1534年2月至1535年6月)。后来城内发生粮荒,主教利用奸细攻陷城市，残酷杀戮居民,把来登的约翰用烧红的钳子凌迟处死。

闵斯特公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潜在力量。在农民战争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闵斯特城的人民仍然以平均主义的朴素形式表现他们对于一个合理、平等社会的想望，并且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对封建反动势力坚持英勇的斗争。

第三节； 瑞士的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反动

慈温利的改革16世纪初，瑞士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是许多独立州的松弛的联盟。版图包括十三个州,其中六个是乡村州,七个是城市州;另有十个联盟的领辖地以及一些附属于联盟的地区。瑞士在中古中期，一直是南欧与北欧之间通商要道之一。邻近商路的城市如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伯尔尼等,工商业都很发达。

苏黎世和日内瓦等城享受充分的自治权，并设有比较民主的市议会。一部分乡村州则完全控制在教俗封建主手中。农民生活困顿,常被教皇、皇帝和法国国王利用为雇佣兵。城市市民反对天主教会和世俗封建势力加于他们的约束，宗教改革成为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

早在1516 年,瑞士的一个神甫慈温利(1484-1531年)开始传布宗教改革思想。1518年，他在苏黎世教堂传教,攻击教会腐化,反对出卖赎罪券,谴责雇佣兵制度,反对教士斋戒和独身。苏黎世市议会受其影响，于1519年通过禁止在本州出卖赎罪券的决议。此后,慈温利与罗马教皇决裂，在市民的支持下进行宗教改革,废除忏悔仪式，封闭寺院。慈温